在创造性艺术之外似乎也是如此。心理学教授、著名的走神专家约翰尼·斯莫尔伍德(Johnny Smallwood)告诉我，他每天跑步的习惯对他事业的成功至关重要。他解释说，跑步并不是真正的重点，它更多的是为与任务无关的思想腾出时间。
2019年那篇论文的作者写道:“从这个角度看，创造力不是艺术家和发明家独有的特殊能力，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不必为复杂和美丽是建立在简单的基础而感到奇怪，精心创作的交响乐和自发构思的购物清单之间的区别是程度，而不是类别。”
心甘情愿的无聊
无聊并不总是好的，这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虽然很多走神都有白日做梦的温和、沉思的感觉，但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专注于不愉快的事情，情绪逐渐变差。当日常的焦虑发展成抑郁或精神疾病时，大脑的沉思会带来可怕的结果。
比如在疫情期间，有效的独自思考可能尤其困难。斯默伍德对此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当我们面对压倒性的、令人生畏的挑战时，大脑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变成了一种负担。对于我们大多数困在家里的人来说，任何自我产生的想法都无法解决问题。
这并不能阻止我们的大脑去尝试，去运用它那巨大的、几乎无限的思想产生的潜力来对抗病毒。我们面对着一个可怕的敌人，我们的大脑需要一个解决方案。大脑正在试图寻找出路。
病毒流行期间，我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新的挑战：不做一个有用的人，好好做个无聊的人。对于我们这些既不是医疗专业人员，也不是提供基本物资和服务的人来说，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待在家里。
在《无聊》（Boredom）一书中，斯帕克斯（Spacks）将无聊的兴起追溯到18世纪。当时，工厂的出现将碎片化的生活划分为工作和娱乐的阶段。这种划分创造了“休闲”的新概念，这些空闲时间的出现同时带来了对如何利用它们的新焦虑。斯帕克斯（Spacks）认为，无聊源于我们对不工作时间的不确定性和矛盾心理。
这一历史论点在今天仍有作用。如果我们的个人价值是由我们的劳动价值所决定的，那么无聊似乎源于一种明显的现代式不安：怀疑我们不工作的时间毫无价值。
在“喧嚣的文化”中，睡眼惺忪、咖啡因过敏、漫长而累人的日程安排成了受虐狂的骄傲。忙碌就是完全不能有自由，有意义的生活是完全被工作填满的，这种文化坚持所有的想法都应该与任务相关。我们对各种“生活小技巧”(life hacks)非常痴迷。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更多的工作。
把不惜一切代价提高生产率作为衡量自我价值的最佳方式的普遍观点，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它使我们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医疗体系，即人们只接受他们能够支付的治疗水平——这种安排将基本的人类服务与个人的经济价值挂钩。最终把人类变成了数字机器，我们的精神将不可避免地根植于机器的齿轮中。
我们应该学会心甘情愿地无聊，即使我们的活动没有明显的目的，生活也可以是充实的。
无聊的价值
在我们明白无聊并不是软弱的表现之后，我们可以重新找回无聊状态，甚至可以享受这种状态。正是这种状态为我们头脑中强大的解决问题的装置提供了能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最令人惊叹、最具变革性的想法被激发出来了。
无聊在我看来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我们都应该有权利为无聊腾出空间，偶尔脱离我们的环境，让我们的思想自由漫游。
译者：J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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