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以来，全球能源价格出现了持续上涨，天然气、动力煤价格创历史新高，石油价格创疫情暴发后的新高，全球多个国家电价持续上涨。不仅如此，全球多个国家还出现了一次能源危机，英国出现了油荒、欧盟出现了气荒、美国油和电均呈现供给吃紧的态势，印度、巴西、黎巴嫩等国电力供应极为紧张，我国不久前也出现了拉闸限电的问题。
要知道，北半球冬天还未到来，随着冬季的到来，对能源需求会持续增加，届时能源供需矛盾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能源作为各国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之必需品，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不仅会带来居民生活成本的增加，更会提升工业生产的成本，带来全球范围内通胀率的持续提升，进而影响到一些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宏观政策的走势，必须提早进行预判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之举。
当然，要提出应对之法还必须先弄清楚此次全球一次能源危机的原因。由于各个国家的能源结构有所不同，因而能源危机的成因也有所不同，大体上可以归结为：能源供给弹性相对于需求而言较小、全球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减少碳排放造成个别国家能源结构不稳和极端天气频发。
先说能源供给。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全球能源需求出现了一轮下降，部分能源生产企业也因疫情影响出现了停工停产的问题，但随着各国货币宽松政策和财政扩张政策的快速落地，需求端呈现快速恢复的态势；反观供给端，一方面由于能源生产企业停产再恢复需要时间，产业链上下游还存在一个匹配的问题，比如英国油荒问题之一就是卡车司机短缺，另一方面则是受地缘政治影响，能源主要生产国家如伊朗能源出口还因国际社会制裁而导致原油出口受限。能源供给恢复的速度跟不上需求端的恢复速度，也就是说能源的供给弹性相对于需求弹性较小，由此带来一次能源供需矛盾进一步突显，一次能源价格出现飙升。
接着说货币政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将现代货币理论（MMT）这种原先只停留在书本上的理论应用于现实，也就是采取了无限量货币宽松政策，说白了就是凭空印钱，并将一部分资金直接发放给居民，美联储资产负债表10月初已经接近8.5万亿美元，相对于疫情前的4万亿美元已经翻倍。结果是一方面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快速提升，需求端快速恢复，另一方面多印出来的资金在资本市场上兴风作浪，恰逢一次能源供需矛盾体现，提供了资本对包括能源在内的大宗商品进行疯狂炒作的空间。能源价格的上涨给很多不那么富余并依靠传统一次能源发电的国家带来较大困境，比如黎巴嫩，再比如印度，发电企业因煤炭价格上涨而减少煤炭购买量，进而影响电力供给。
再说减少碳排放方面。全球减少碳排放已逐渐成为全球的共识，在这方面欧洲走到了前列，多个国家的能源结构已经向“风光水”等可再生能源领域倾斜。比如德国，在2017年时，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为37%，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已快速提升至46%。放眼整个欧盟，在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已超过煤炭和天然气发电占比的37%，达38%。减少碳排放的整体方向固然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不稳定性上，因为“风光水”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间断性和波动性的特点,某种意义上存在“靠天吃饭”的问题，风力足的时候能多发电，但并不一定与需求相匹配，现阶段发展可再生能源必须配合传统火力发电削峰填谷，长期则需要相关储能技术的更新迭代和大范围推广应用。此次欧盟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欧洲风量出现下降，根据气象组织Vortex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北欧风力强度平均下降了15%。由此产生的能源供应缺口需要煤炭和天然气发电补充，但煤炭和天然气供应又出现了问题，因而导致欧洲电荒的出现。
最后说极端天气问题。2021年全球极端天气的发生天数明显高于2020年，我国河南、山西等多地发生了洪涝灾害，德国出现了超级洪水，北欧风力强度下降，美国年初出现了极端严寒和山火，巴西则出现了罕见干旱现象。极端天气的增加严重影响了能源供给，比如德国今年上半年的风力发电量同比大幅缩减21%。
回顾此前几次全球出现过的能源危机，几乎都对全球通胀水平和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造成了显著影响，而且后续随着通胀水平的提升发达国家可能会陆续进入加息周期，而发达国家一旦进入加息周期将对很多债务规模较大的国家形成非常大的冲击。比如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后，前期通过大量举债发展的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因发达国家加息导致经济债务泡沫破裂，一直到今日经济都没有恢复元气。今年8月有全球经济金丝雀之称的韩国已率先进行加息，其他发达国家预计在通胀水平快速提升后也会逐渐进入加息周期。
对我国而言，已经提出“双碳”的发展目标，短期一方面需要注意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过渡期的电力供应保障工作，确保经济社会的稳定，并逐步捋顺火电的价格传导机制，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已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举措，另一方面则需要加大储能行业发展速度，通过储能行业发展弥补可再生能源发电不稳定的先天缺陷。此外，为应对未来潜在的全球加息，需要合理保持债务规模，并持续对房地产行业予以高压政策打击，短期虽然会对经济带来一定冲击，但中长期而言则会减少未来全球加息周期的到来对我国债务问题的冲击，进而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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