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5日中午，北京秋高气爽，云淡风轻，天空湛蓝无垠。首都机场上，排成列队的少先队员们高高举起鲜花，载歌载舞，迎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行的到来。当田中角荣走下飞机舷梯的那一刻，中日双方的朋友都高兴极了，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周总理向田中表示欢迎：“欢迎你来！”田中微笑着回应：“很高兴能来到中国！”两个人的手随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周总理与田中角荣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日关系是很敏感的。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领导下，经过20多年的民间推动才最终完成这一步的。但是，从二战之后一直到邦交正常化的这么多年里，作为战败方的日本，却一直没有向中国缴付赔款。
面对血海仇深的日本，为什么在中日会谈时，毛主席放弃了向日本索要战争赔款？中日两国，从敌视走向和平，这其中又经历了怎样艰难的历程？
时间来到1945年8月15日，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公布日本投降的消息，全中国都沸腾了。这意味着中国历史14年的浴血抗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获得了胜利。于是，在1945年9月2日上午十点，美国战舰“密苏里”号停泊在东京湾，在这艘战舰上，日本代表正式签署了投降书。
日本投降
这一份投降书下，凝聚着无数中国人民的血泪与冤魂。据统计，中国的抗日战争导致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人，各种损失折合为美元，其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面对如此巨大的损失，要求罪魁祸首赔偿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于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在赔款问题上“因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
为了协商日本赔偿问题，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经过两年多的协商，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以剥夺日本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
作为受害最久、牺牲最烈的中国，自然要求获得日本总赔偿金额的较大比例。国民党政府坚持应该获得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其他国家并不同意赔偿比例的划分，仅同意中国占30%。在具体分配比例上，各个国家争论不休，问题也就一拖再拖，一直没有解决。国民党政府此时也没有心思顾及赔偿问题，而是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打内战之上。第一次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讨论，就这样流产了。
但日军战败总要先有些象征性的补偿。在《波茨坦公告》发布的两年后，1947年六月28日，中、美、英、苏四国代表汇聚在一起，通过抽签决定均分日本海军舰船。中国抽到了第二的顺序，即驱逐舰七艘，护航舰四艘，巡洋舰13艘，扫雷舰七艘及各型运输舰三艘，合计共34艘，总吨位达3.5余吨。
这样的抽签结果大家还是相当满意的，因为这次抽签得来的34艘战舰，无论是从吨位上看，还是从舰体的保养情况上来说，都比剩下几个国家抽取的要好一些。1947年七月开始，这一批军舰分四次抵达了国内。国人纷纷感到一丝欣慰，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是，这34艘战舰，竟然是14年浴血抗战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唯一赔偿了。
日本赔偿的军舰
1951年7月12日，在美国的操纵下，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然而，同盟各国都收到了美国发来的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中国却独独没有收到邀请。甚至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中国都不在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内。
毫无疑问，这是美国在策划把中国排除在对日集体缔约之外，目的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扩张，遏制苏联、称霸世界。因为此时，美苏两大阵营的第一次武装冲突正在朝鲜爆发，美国想要尽快通过敦促日本缔结合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从而恢复日本主权，加入反共行列之中。
由于美国认同国民党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双方发生争执之下，美国单方面决定，由于盟国对于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
旧金山会议
另一边还主张，中国应该在会议之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合约。这样无视中国权益，使中国在对日合约问题上失去主动权的做法，遭到了中方的强烈反对。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共产党政府，都发表讲话表示抗议。
1951年7月16日，老蒋在台湾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合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义性之举，政府绝不容忍。”在8月15日，周总理也代表新中国政府严正提出抗议，称旧金山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将不予承认。但美国不把中国的强烈抗议放在眼里，依旧一意孤行，召开了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对日和约。
在美国指使下，旧金山和约相当的不公平，和约中要求以日本人的劳务作为赔偿的实质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这违背了之前的加重赔偿原则。因此除了中国以外，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一系列国家都对和约进行了抵制。
蒋介石
9月18日，周总理再一次斥责，严肃地说旧金山和约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然而，国民党却与新中国政府态度完全相反。在他们撤到台湾后，为了获得美国的支持和帮助，在日本的赔偿问题上，由原来的积极立场变成了看美国脸色行事，甚至最后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表示可以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
于是在1952年2月，台湾当局为了获得所谓的“中国合法政府”的形象，彻底放弃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抛弃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3月25日，在条约草案中，蒋介石政府列入下述的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做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4月28日台湾当局还与日本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
美国出于反共目的，也是尽量扶持日本，并不抛弃蒋介石政权，大力支持台湾与日本签约。当时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处处小心，生怕惹恼了日本，丧失了缔约的机会。
据说当驻美大使顾维钧遵命于美方交涉后，美国的合众社发了一个消息，说顾大使对于日本拖延了双边合约表示很不快。诚惶诚恐的台湾当局闻讯大惊失色，台湾“外交部”要求立即查询此事，并且发表否定声明，声称电讯报道有误等等。
随着民间贸易与文化交流不断发展，到了20世纪的60年代前期，中日的交往已经进入了半官方与半民方的阶段。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实现了重大转变。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对于世界来说这不亚于一场地震。美国180度的转变，让一直追随美国的日本措手不及。日本立刻调整了自己的外交方案，秘密地给周总理捎信说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结果却被周总理“佐藤政府说了不做”的理由拒绝，碰了一鼻子灰。
尼克松访华
其实这并不是中国不愿意与日本复交，而只是一种试探。实际上，在尼克松访华后，毛主席就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
但是要恢复邦交，日本的赔偿问题必须要解决。在田中角荣出任内阁总理达成后，他曾表示，如果中国提出赔偿，只要数额适当，他打算赔。
在毛主席的示意下，周总理作出指示：首先，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先于我们放弃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第二，日本必须与台湾断交。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及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将使日本民众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这一态度，既体现了大国的宽容大度更彰显了长远眼光。
然而，在1972年9月26日，田中角荣抵达北京第二天的第七轮赔偿问题谈判时，代表高岛突然狂妄地说，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合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根本不存在什么中国放弃赔偿利益的问题。第二天，周总理一改温和态度，严厉地谴责了日本，并再次重申了不承认台湾的允诺。于是，高岛对自己的言行表示道歉，并说日本国民对于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
1972年9月29日，中日签署了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其中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泱泱大国，气度不凡，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最终也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迎刃而解。中国虽然让了一步，但也让日本方面在台湾问题作出了重大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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